丙午太岁之神，乃明时贤达王缜也。公字文哲，东莞人士，其生平端方，德业昭彰，堪称一代循吏之典范。
文哲公天性醇厚，素重人伦之道，日常寡于言笑，然每出言必合道义，行事皆循礼法，乡里咸赞其品行端正。明弘治癸丑年间，公登进士第，自此步入仕途，初授兵科给事中一职。彼时朝廷遣其出使安南，安南君臣欲以重金相赠，公却之不受，正色曰：“使臣衔命而来，当守清操，岂容私赂污名？” 其言行皆合使臣体统，既维护朝廷尊严，亦显个人廉正之风，一时传为美谈。
后公迁转礼科，奉命核查南畿屯田事宜。南畿屯田积弊已久，豪强侵占、吏治腐败之况丛生，百姓深受其苦。文哲公至任，不辞辛劳，遍历诸屯，细查账簿，明辨是非，力革宿年弊政。凡侵占民田者，令其归还；贪墨舞弊者，绳之以法。经其整顿，南畿屯田秩序井然，百姓复得耕桑之利，朝廷亦增赋税之源，政绩斐然可见。因功擢升工科都给事中，继续为朝堂献言献策，多有裨益。
正德年间，文哲公仕途再进，先任山西参政，后改云南右布政使，继而转任福建左布政使。每到一地，公皆以民生为要，兴利除弊，劝农桑、修水利、整吏治，所至之处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其后，公进升副都御史，奉命巡抚地方。时逢姚峒贼寇作乱，劫掠乡里，民不聊生。文哲公临危不乱，调度有方，一方面整饬军备，加强防御，另一方面安抚民心，晓谕贼寇以祸福。经数月征讨，贼寇悉平，地方恢复安定。朝廷为嘉其功，赐钞币以赏之。
展开剩余61%乾清宫曾遭火灾，文哲公认为此乃上天示警，遂上疏朝廷，提出 “答天谴四事”。其所言皆切中当时时弊，诸如整肃朝纲、体恤民生、戒除奢靡、重视吏治等，句句肺腑，尽显忧国忧民之心，为朝廷所采纳，对改善时政多有助力。
己卯夏，宁藩朱宸濠起兵叛乱，荆襄一带震动，百姓惶恐不安，纷纷欲弃家逃难。文哲公时任要职，临危受命，急令各地加强防备，修缮城郭，募集乡勇，同时遍贴告示，安抚民心，言 “朝廷天兵将至，叛贼必败，尔等当安守本业，勿自惊扰”。在其调度之下，荆襄一带秩序迅速稳定，民心渐安，为平定宁藩之乱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嘉靖改元，新朝初立，文哲公深知此时正是革故鼎新、振兴朝政之良机，遂上疏朝廷，陈奏 “十事”，其内容涵盖 “正大本以固国基，法祖德以明教化，广延访以纳贤才，重诏令以肃纲纪，禁奢侈以淳风气，求贤才以辅社稷，恤民穷以安民生，正风俗以正人心，复旧制以循正道，重人命以存仁政”。此 “十事” 皆关乎国计民生，切中要害，多被嘉靖帝采纳，对嘉靖初年的朝政革新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。
不久，文哲公迁任南京户部尚书，掌天下财赋之事。公上疏推辞，言 “臣德薄才疏，恐难当此重任”，然朝廷不许，仍命其赴任。时畿内地区遭遇大饥荒，百姓流离失所，饿殍遍野。文哲公见此惨状，心急如焚，一面开仓放粮，赈济灾民，一面上疏朝廷，请求调拨内帑银五万两以补充赈济之需。朝廷准其奏，经其全力赈恤，畿内灾民得以存活者甚众，有效缓解了饥荒之患。
可惜天不假年，文哲公在任上积劳成疾，不久便卒于官署，享年六十一岁。嘉靖帝闻其噩耗，深为痛惜，特赐祭葬之礼，以表彰其一生忠君爱国、勤政爱民之功绩。
文哲公一生，历弘治、正德、嘉靖三朝，官至户部尚书，始终以清廉自守，以民生为念，以国事为重，其品德堪比松柏，其功绩载入史册。今列其为丙午太岁，实乃因其德业昭昭，足以庇佑世人，亦令后世之人缅怀其贤德，效法其忠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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